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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小榮（四川Bxssyh078）

　　解放初期，根據當時的政治環境，各單位舉行的許多會議都稱為討論會。工作討論會、檢討會與檢查會及現在說的座談會、學習會是混淆在一起的，沒有多少嚴格的界線。那時，討論會前都會有一定的討論提綱，也就是規定了討論的大方向，參加討論會的人絕大多數都能做到批評與自我批評。但到了50年代末、60年代初，經過反右運動后，情況就有一定的區別了，這時的討論會在多數情況下就成了批斗會的代名詞。

宜賓市市長吳光鐳（左一）到南一中調研 王小榮攝

　　在1959年的“反右傾，鼓干勁”運動中，開展了中學組的大組討論、小組討論。在這些討論會上，孫英、周必祥等就自己的錯誤先后作了檢查，一次檢查不過關，還得要反復作交待“深挖問題”。

　　在當年10月22日的大組討論會上，孫英首先自我檢討交待了自己的錯誤：一是“反對黨的領導，破壞黨群關系”。具體的事實是“不顧及宣傳部長，怕批評，怕領導問”“對上級布置的任務大打折扣，與上級領導對著干”。如動員上山下鄉，部長要求遲一點，但他要求早一點，“沒有執行宣傳部長的指示”。還與宣傳部劉某某吵鬧，還認為包科長是他培養出來的，“瞧不起他”。還“對倪書記不尊敬，認為倪書記自任為團總支書記、陳某某擔任支委是未經過批準的”“倪書記不是行政領導，是虛職”、花400元為單位買收音機（照相機）的事被上級批評時“誣蔑黨不了解情況”。沒有執行清潔衛生指標是“對城關鎮黨委的不尊敬”等。

指導學生學習 王小榮攝

　　二是“反對黨的教育方針，破壞教育革命”。具體事實是“招生時把一些品德不好的收了”、學校放假要檢查東西是“沒有政治掛帥”、勞動搞多了是“不關心學生身體健康”。在挑煤時“自己挑近的，愛人也沒有去”“在鋼戰時扣學生的飯”“未經領導批準就說班長、分支書記、學生會主席要由貧農和下中農學生來擔任”“把成績好的教師調到中學，不重視下一代的培養”“聽課是形式主義，只提錯誤，降低教師的積極性”等。還“交待”說自己是富裕中農出身，參加國民黨軍隊當過上士，參加過國民黨空軍教導團當上士，1948—1949年29歲時就當中尉書記，以后又當個庫員，“目的是想推翻黨的領導，跟國內外反動派相勾結”。

開展向貧困學生捐款宣傳活動 王小榮攝

　　在隨即的討論發言中，參會的人還揭發了孫英的許多錯誤問題。如陳某某說，當八屆八中全會公報后，孫英曾說過“現在不是反右傾，而是反右傾機會主義的問題”的話，還說花400元買照相機“要把錢花光了再說”。還“有意破壞南一中和南二中的關系，在發給學生的米票時一中和二中不一致，造成學生不滿”。還把家屬搬到學校住，“啥子都找工友給他做”。還有參會的人都揭發說“孫英的太太才吃得好、耍得好”“叫工友給他打整鴨子、叫陳今芳給他買蕃茄”。

　　在“精簡勞動力”歡送下鄉去的老師時，送行的教師走到了橋上，他對這些參加送行的教師說“你們還不回去干什么”。還有“老師們給他提意見，他說找教研組長提”。在學校評助學金是他說“單純靠農業收入的應多評點”。在學生中“他從不提劉主席（指劉少奇）而只提少奇同志”。在參加修堤（當時“向長江要糧”，就在縣城西門壩的長江邊修堤圍）的勞動時，有學生問孫英為什么沒有來修堤，他說“這是絕對平均主義，應批評”。

上級檢查學校工作 王小榮攝

　　還有人在會上揭發說“鋼戰中開會要到他那里去開”、鋼戰“修爐基時他叫大家下面鋪大石頭，上面鋪小石頭”。當有人提出要派人去外地學習燒炭技術他就反對說“去干什么，反正還是那樣”。還有人揭發說“他還破壞各種運動。上期搞‘四紅’達不到（標準、要求）就弄虛作假”“去年大肆吹噓要敝開吃飯，要三天之內實現”，搞特權“吃油吃肉比別人多”，還“有意把上繳的錢轉入伙食上”。

自主學習討論活動 王小榮攝

　　到裴石鄉勞動時他說要“爭取提前回家”。商業局用電力辦鹽井，他要求下面經辦人“不準他動，卡他一下”。還說“辦工廠就是要搞錢”。辦的工廠用了“半條街”，卻只叫一個教師住在廠里，該教師要求派點學生去他是“一個也不干”。還有就是“在鋼戰中，晚上叫學生去挑煤，完不成任務就扣飯”，他自己在鋼戰中“從沒有挑過、抬過任何東西”。教師下放時對教師說“下放是一輩子的事情，你們是否黑得抖（土話，嚇得抖）”。還向學生說“農業大豐收了，可以敝開吃了”。還“隨時強調校長一長制，說黨員領導就是黨的領導”。

　　在動員認購公債時“把認購少的教師用大字報公布出來，說買少了就是覺悟低”“借上黨課之名罵教師”“當了團委書記，就想當宣傳部長，又想當縣委人員。調到二中不執行黨的政策，黨代會沒有他就仇恨黨”“不派人參加縣工會召開的會”等等。總之當天孫英的檢查交待是不過關了。

　　10月24日他在大組上繼續交待問題，也繼續由參會的人揭發批判。在這次會上，他首先檢討說“我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份子。必須繳械投降，徹底交待問題”。還又一次“深挖”出自己“排擠黨員”“亂添置圖書和擋子”“扣學生的飯、捆學生”“叫教師把留級生控制在5%”、要求學校“在初一、初二年級中不發展團員”“不請示，自己決定貧農才能擔任干部”等等問題，并在上次檢查的基礎上新增加了“反對總路線”一條。其事實有“鋼戰消極，想早點回來”“否認合作化的優越性，在裴石雙搶時向支部要求早點回來”“大量購物，破壞統購統銷”等。

學生演講比賽 王小榮攝

　　同上次會議類似，參會人員都積極發言，把1959年以前的各類舊問題如在鋼戰時他說過要死幾個人、在衛生院住院時吃飯喝水要醫生喂、要醫生給他抹澡、還說過要把劉瑞芳送到遠的地方去、陳某某工作做得不好但連續3期都評上紅旗、上期為什么大量賣豬、要求教師照他的備課（政治課）條條講、雙搶時堅決反對多干半天、招生工作不找黨支部書記研究、開學生會也不通知黨支部書記參加、對參加勞動的師生說“你們是群牛啊。反映他輕視勞動人民”、從農場拿茄子香蕉、罵周某某到劉家挑煤是“到劉家鄉收腳跡”“他吃點藥一副要三十多元”“沒有向倪書記反映就開除學生”等錯誤問題。總之一句話，是要“挖透挖全”了。

上級領導到校檢查工作 王小榮攝

　　在1959年10月28日的中學組討論會上，周必祥也先作了檢查交待。說自己“這幾天思想斗爭很激烈，很緊張”。錯誤有“與黨離心離德”，因為自己不是黨員，就常常想黨是否相信我，因此“對黨不親切”，工作不主動，能不問的就少問或不問，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不該我指導的就不指導，特別是對黨員同志”“把工作都推給倪老師（倪書記）”。還與黨對著干，如不同意農場買糞桶，經辦人說是倪書記叫買的，就叫經辦人去找倪書記。給畢業同學發信是“不看，不落名，叫他們三個落名”。第二方面是“缺乏不斷革命的精神，右傾思想相當嚴重”。認為“政治思想工作有黨支部，自己少管點”。其三是“執行黨的政策不堅決，強調客觀”。如不同意文教科調人到宜賓去打籃球，“后來打來電話才叫人去”，對上級布置的任務要打折扣，還想法讓倪書記支持打折扣等等。

網絡安全檢查 王小榮攝

　　對周必祥的檢查，參會的多數人都認為“不深刻”“不深入”“不真誠”。對周必祥開始檢討時說的“今天還不知道要檢查”的話分析說“好像是被迫檢查的”。同時還揭發出周必祥其它的一些事，如“醫藥費1元以上要領導批”“對新教師培養提高作得不好”“上班來下班去”、對處理雷繼元的事“認為支書處理不當”“平時多談帝國主義生活方式，影響師生。不吃紅苕，還有一次說吃這紅苕如吃石頭”、有打擊別人如“過去因小組不團結。一次周校長跟劉瑞芳說，這次組織生活是劉瑞芳和肖榮榜搞起來的，其它沒有起什么作用”“學生紀律松馳，上級派人檢查，但他強調成績是主要的”“能利用的一切時間都用來看小說”。還有參會的人提出，“學校躍進不起來，與周校長的右傾分不開的”“不能貫徹執行上周備好下周的課”的政策等等。

南一中教師到劉家中學支教活動

　　1960年4月14日由王吉身校長主持的聯合支部會上，討論了對開展教學大檢查的認識問題。會上決定了幾個報告的負責人員，“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動員報告”由王吉身校長負責、“當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”由倪映昌書記負責，“過渡時期的階級斗爭”由周建民校長負責，“不斷革命論和在革命發展階段”由倪映昌負責，而周必祥校長則是負責“又紅又專”的問題。同時還對幾個人作出了相應的處理決定：母擇鄰、張邦熾二人“交大組批判”。陳林郁、周必祥“交小組批判”。

　　4月22日下午由肖云榜、陳素瓊、邵仲群、鄭順昌、周大章、羅澤民、周德如、劉興元、樂國賢、權興文、王振森、陳惠民、周建民參加的“積極分子小組”會上，解決的問題“就是今天晚上解決周必祥的問題”，主要是“資產階級觀點來辦學、不關心人民疾苦、生活上對糧食不滿、多吃糧”。會上決定了當天晚上批判會的程序：首先是叫他自己作檢查，但“可能檢查得馬虎”，參加批判會的人要“狠狠地批判，不怕打擊報復”“要打掉關系好、不好批，有情面等顧慮”思想，總之一句話就是要不留情面批判，“幫助他改變思想”。

校友回校報告會 王小榮攝

　　4月24日晚上7點召開的積極分子會上又一次研究了對周必祥的批判問題。說周必祥在前天開批判會上寫了檢查，“今天又寫了，但寫得不深刻”，因此“還要進一步批判”。會上對前天晚上的批判會會場情況作了通報，說包紹明、陳景南、李長敏、王克鑄、羅海清、鄔志良等“經常打瞌睡”，黃述章、李仲和、張力馳對批判周必祥“不力”，曾慶堯“暮氣沉沉”。楊慶杰“認為自己是批判對象之一”，林鐵清則是抱著“無所謂的態度”。

　　在當年5月4日支部會上，有人就認為“上次批周必祥時殺偏了，都去斗爭那個黨員同志，去攻擊那個黨員了”（說周必祥還不是黨員）；還有老師認為在批判資產階級教育思想、在教學大檢查時支部黨員周德如“舉手不是那么積極”、周必祥和母擇鄰被批斗后“與教師有一定距離”。王吉身校長在最后總結時說，周德如老師“在這次斗爭中表現得不積極、黨性不很強、態度問題很嚴重”；而周建民“在支部負責態度不好，危害性很大”“干勁是有，但方法不好，這樣群眾關系就不好。發展下去會脫離群眾”。

省級文明單位復查 王小榮攝

　　在1961年8月24日晚上的學校行政及各辦公室組長座談會上，各參會人員都談了自己的情況，同時也談了別人對學校的意見。周必祥校長就說，自己已經搞了12年的教育，以前能搞好團、班（班級，應是指學生工作）和作知識分子的工作，是因為自己“政治修養比較好”。為什么現在又是這個樣子？主要原因一是“工作不艱苦、不踏實”。二是“58年那種生硬的工作作風、命令主義。在1959年處理孫英的時侯，自己膽心膽汗的，怕自己是右傾機會主義份子”。

宜賓市高三數學科教學研討會 王小榮攝

　　三是“個人主義比較嚴重”。另外還對個別人有意見，說“胡素沖批評我，我就整不通，直到現在。批評我是啥子東西，你與王耀蘭啥子關系，當作幾個中學老師一起（批評我），所以想不通。”因此“不安心工作，但一直都沒談過”。還“當著老師、學生批評我搞生活，有蒼蠅，有責任”“當作王校長（王吉身）說孫英，抓得緊老師。倪映昌對老師客氣，但把工作搞不好，成了右傾機會主義份子”“當著王校長談，周校長你不整老師，我們就要整你”。另外“在王遠福貪污問題上，要吳淑文、王遠福咬我一口，問題解決了，就可以開除我”。這是周必祥對一些問題提出的質疑。

　　這次會上，其他參會的教職工也作了一些“思想上的深刻認識”。王振森說“現在我覺得黨對我放松了”，最近“家里有些困難”，說關于上次生病的口糧問題“周校長談，二孃領了，我又去領了。直到現在思想搞不通。我又不是一、二兩上打算盤的人”。母擇林說“教務處事務工作一切都要我來搞”，說“自己常學習統戰部（文件資料），自己知道屬于民族資產階級份子。但有人說你認為你是民族資產階級范疇，還洋洋得意的。去年高60級二類有問題，當時宣傳部有兩個同志在這里，說我不備課，說我不把這次工作搞好、是右派份子，認為是胡風類的，是一個集團”。聶主任說“自己工作作風粗暴，錯傷了老師的積極性，如對李修文老師的批評處理”“教導處工作，沒有與母主任聯系、研究”“抓教學沒有很好的抓，深入聽課差”。對周校長等人的工作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，說“周校長工作方法簡單生硬。滕明芳工作積極，但方法差。周校長布置工作不去檢查”。建議周必祥校長在“今后工作要踏實些”。

　　周德如是新入黨不久的，在這次座談會上也對自己的工作作了檢查。說自己“氣量小，對領導不尊重”，說去年在收菜的問題上“與聶主任吵，與周校長吵”。還“沒經調查就談周校長不對”，認為“周校長最近幾年來在工作上不冷靜，性急。有時對同志態度生硬”、學校“無必要的會都要開很久，工作完不成不找原因，一開始就檢討、說道理”。還認為學校領導“對老師的生活關心不夠”“對新老師幫助不夠”“領導說了啥子不對現，如評優秀學生問題，評后不獎”“對有缺點的老師采取遷就，如有的老師工作沒有完成就離開，結果就算了”“領導調查研究差，有些問題未經調查研究就批評、指責別人”。

自主學習活動 王小榮攝

　　那時還有民主生活會。參加會的不只是黨團員，是全校性的。參加會議的人都要自我檢查一番，同時還要對其它教職工提意見。如有人不對別人提意見的話，那就是自己“有問題”了，等下一次民主生活會上你就得“認真檢討自己”了。

　　1961年12月5日的民主生活會上，付云松就談到，工友對他有意見，說他的“嘴巴多”。“嘴巴多”表現在那些方面呢？如說徐明清有個干兒子在學校吃飯、把胡豆辦用油來酥了拿到宿舍里去吃，說馬主任布置工作時是說半句留半句、還落不到實處。說徐明清保管室拿東西經常打折扣、吃三斤油只寫二斤一、二兩。在“客飯”問題上，端客飯沒有客飯票，晚上一二點端客飯，拿一份拿二份。假期的晚上還要留一份起來。說上周星期六馬主任還端了一罐飯。經常在徐明清處端客飯。農忙假吃兩盆紅苕，豆腐干吃了10多點（片），還有30多點（片）不見了，有兩盤肉端進去后就沒有端出來。這些問題，在21世紀的今天，當然不是什么問題，就只怕你吃不下去。但在生活困難、飯都吃不飽的那個年代里，就是嚴重的問題了。

校園十佳歌手決賽 王小榮攝

　　在1961年12月22日的黨支部會上，兩個檢查小組對學校的工作提了不少意見。思想工作方面不夠深入細致，是“團結多，斗爭少”，如“老師喝酒問題”“不備課就上課的問題”都沒有進行批評。說“過去是批評多，現在是斗爭少，這樣都不能達到貫徹對知識份子的政策”。在管理學生方面，學生生活紀律差，在學生中宣布了13條后，學生就說“現在該老子歪了”。還提出說“黨內民主工作差”“領導工作作風不深入”“只看到成績而看不到問題”，并作了紀律要求，要求“座談內容不得外傳，不得在公共場合擺談。學習后不登刊物，有問題可以組織部分人進行座談”，要“黨內問題不得在黨外傳”。 

　　那時“不備課就去上課”等問題都是一種嚴重的錯誤行為，都可能上升到政治問題的高度上。1961年1月24日宜賓專區文教局在《關于珙縣初一中的情況和問題》中，通報了該校社會學科教研組長（正組長）俞蜀天“在教學上備課馬虎，甚至有時沒有備課就去上課。當檢查組同志要去聽初三語文課時，由于沒有備課，臨時借用別人的教學筆記去上課，在課堂上東拉西扯，沒有中心”，這是學校“教師中政治空氣不濃，學校領導本期對教師從未排過隊，底細不清，不了解情況”造成的。

校園活動 王小榮攝

　　當時專區文教局一直都在堅持向各校派出檢查組的作法。1962年11月14日，專區文教局以教行（62）字第486號通知，從專區教師進修校抽調了部分領導及教師到宜賓市一中、瀘州一中、瀘縣二中、富順三中、四初中、南溪一中進行檢查。其中，第三組組長是何國定、付組長是尹相田，就檢查瀘縣二中、富順三中、四初中及南溪一中的檢查督促工作。這些專家組所檢查出來的各類問題，絕對是“問題”，被檢查的學校、教師肯定是要拿話來說，解決問題的方式“批評、通報”還是小的、輕的處理。

　　在1961年12月22日的討論座談會上，肖云榜說自己始終有一個感覺，別人說我不接受意見，我是“正確的就接受，不正確的我就不接受”。說“我的群眾關系不好，因在各個運動中方式方法差，得罪了群眾”。說“（他們）提出的意見，（與實際）有些出入。如作年級班主任時要了解情況，因某些教師工作忙，叫他用紙寫一下。自己的錯誤是，曾經撿到搭伙證未交給領導，犯了錯誤又在群眾中作了檢查，但始終沒有威信”。說這次（指8月24日晚上座談會）老師提出的意見“都是根據過去犯了錯誤的眼光給我提出的”。

正確使用中國地圖宣傳 王小榮攝

　　如關于四季豆問題“說我拿回了家”，而實際原因是“下雨把種子淋濕生芽了，結果我就把它丟了。群眾提出的豇豆種問題，因為沒有點完，就交給古德明，而他就放到抽屜里，結果被耗子吃了”。還有老師說“利用職權幫助學生轉學”的問題，事實上是“宜一中把轉學證和學生的行李都開來了，于是才把轉學證交給母主任，母主任才編了班”。還有就是“教導處工作問題，說我斤斤計較。可是他（指王遠福）每天都遲上班早下班，工作就是單純的搞繕寫工作，但工作上出了問題就是我的問題”。

北師大領導到校座談 王小榮攝

　　倪映昌書記對肖云榜的工作還是作了肯定，認為他“在各項工作上，積極的非黨員領導干部”，但“老在分工問題上，提出要與王遠福調換工作，這使領導有些被動”。張慶禮則認為他“對自己的錯誤認識不夠。正確應該接受，不正確的可以不作解釋”，認為“作為領導，聽到群眾的意見，應該可以調查研究”。周必祥校長則認為，他“原來工作積極，對黨的事業很忠誠的”，但“自私狹隘，工作作風生硬”，認為“那天晚上群眾提出了意見（指關于四季豆的事），既不作認識，也不承認，激起群眾的不滿。這是一個態度問題。不要認為別人提的意見都是過去各種運動中給別人提了意見。那天晚上提的意見，沒有涉及那些問題，但有些是正確的，不要完全歸別人態度和作風的粗暴。可是自己拿別人的油來吃，這就是缺點”了。

　　總之，那些年的討論會真正體現了現在某些領導們口中流行的一句話，就是“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”，不管你是普通群眾還是領導干部，平時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被“覺悟高”的群眾看在眼里，記在心里，在適當之時（如在討論會上）被檢舉揭發出來。拿現在的話來說，那就是查擺問題。